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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BAT创业初期都来找过联想的风投,但我们没有去看

业界动态 2017-06-08 09:47:12 转载来源: IThome

“当时BAT三家都来找过联想的风投,但我们都没有去看。”说起这件事,柳传志不无遗憾

“当时BAT三家都来找过联想风投,但我们都没有去看。”说起这件事,柳传志不无遗憾。但在那个时点也只能“错过”,一是资金不足,二是眼光不到,甚至连VIE架构都不了解。“所以我说,中国从制造到创造不是缺乏能力,而是缺少经验,没有经历足够的商业洗礼。”柳传志在6月6日的全球创新峰会上说。

现在,柳传志觉得恰逢其时。

一个是政府对新事物、新技术的理解和支持增强,另外,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企业家群体也更加具有商业判断力,能够跨行业、跨地区、跨时空地进行战略布局。在柳传志看来,这些企业和企业家在创富完成之后,还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比如从科学技术的创新拓展到基础科技的创新,比如用自己的方式去改善贫富分化的问题。

“一个是扶贫,一个是脱贫。马云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他说扶贫应该由政府来做,也就是把税收用来扶贫,扶贫是什么?扶贫是输血,哪个地方最缺血,哪个人最缺血,就给他输血。脱贫是什么?脱贫实际上是帮助改善造血功能,企业家应该多做这种事情,就是除了提供钱以外,要提供能力,提供资源,比如帮助某个地区人才的培养,帮助某个地区就业,帮助某个地区形成有特色的经济增长能力,这些东西其实是企业家应该考虑的。”

柳传志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依文集团对民间绣艺的挖掘,让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手工艺人能够凭借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创造美,另一个是海底捞,让农民工过上有专业技能、有尊严的生活。“不能说这些商业模式会有多少赢利,但这肯定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企业家帮助脱贫的模式。”

“人与人之间的空气已经那么干燥,企业家多做一些这样的事情也会提高社会的湿润度。”被外界称之为“企业家教父”的柳传志认为这也是企业家应尽之责,而不是要一味去抱怨当下的制度和环境,“挨过饿的人吃红烧肉,跟没挨过饿的人吃红烧肉那感觉是不一样的,”、“企业家要懂得在中国的这个阶段应该怎么去发展”。

不过,他也对政策的顶层设计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有数据显示,中国的土地的平均有机质含量大概只有0.2%。当年褚时健老先生种褚橙的时候,把土地保养了七八年,才提高到了6%,而联想控股在智利合作的几个农场,最差的一块土地大概有机质也能到12%,有的甚至高到20%——柳传志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更多鼓励企业去海外进行资源对接:现在中国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国外又在这方面有富余的时候,为什么不用国外的资源来改善我们的环境?让我们的土地进行轮休轮种?

“这个东西需要顶层设计,比如城镇化,让农民大规模的集中以后,少量的农民在土地上耕作,其他的农民去做别的工作。另一方面,今天当有能力改善资源的时候,又不让钱出去,大幅提高关税不让人家的东西进来,这就是两头都做的不合适了。”柳传志提出,希望政府层面在顶层设计上有更多考虑。

以下为柳传志演讲摘录:

关于企业家群体

我今天想讲的话题是《新常态下企业家的历史机遇和时代责任》。

这个题目中的主语是企业家,在中国,企业家是一个有争议的群体,社会上大概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家对若干负面影响负有责任,我先想讲讲头一种观点,也是我自己的观点。

首先,今天的中国,相较近代历史来看,是空前的富强,在世界上具有空前的地位。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育等等方面,但这一切的坚实基础就是经济的发展,对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企业家应该说功不可没,无需赘言。

第二,中国的企业家对“战略机遇期”这个理解最深刻。习总书记提出的这个词,我们这些企业家的体会特别深。为什么呢?因为我想不管目前把企业做得多好、多么了不起的任何一个中国企业家,都可以想一想,如果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有没有本事把企业做成这样?恐怕没有一个人能说可以。因为从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个过程非常不容易,我们是亲身经历过的,所以明白这个大环境确实非常重要。挨过饿的人吃红烧肉,跟没挨过饿的人吃红烧肉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前者会更懂得珍惜世界和平的这个阶段,懂得珍惜稳定的中国,懂得在这个阶段应该怎么去发展,这是中国企业家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中国企业家是怎样一群人呢?我想应该是有追求、识大体的一个群体。不论在哪儿,我想人可以基本分两类:一类是属于“过日子的人”,那就是把为了生活能够过得更舒适一些,家里能够更安稳一些等等作为生活目标;也有一些人是所谓“奔日子的人”,“奔”就是要不断的挑高他的目标,达到了之后再往前走再去“奔”。这两种没有好坏之分,但后者比前者风险大得多,因为不光要有勇气、有追求,还要有能力,甚至还要有运气等等,甚至可能奔着奔着就摔下来了,或者结果远远不如人家过日子人的生活,但是整个社会实际是靠这些有追求的、“奔日子”的人在推动着进步的。中国的企业家、创业家应该说正是属于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企业家主要有三条负面影响。

第一,认为对今天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负有主要责任;第二,认为企业家腐蚀了官员,侵吞国有资产并造成了政治腐败。第三,认为当前假货充斥,部分企业造假售假唯利是图。对上述的这三种说法,作为企业家的一员,我觉得我应该表明态度,以正视听。

首先就是针对刚才说的第一种看法。企业家把企业做好,按章纳税,增加就业机会,就是企业家的基本责任,企业家实际上是财富的创造者。如果要消除两极分化,当然有不同的做法。一种就是干脆全拉平,像40年前一样吃大锅饭,一起受穷;还有一条道路,就是让富裕的人更富裕,但是富裕的稍微慢点,后富的人能够富裕得更快点,这里面政府有责任,就是怎么样把税收用得更好,企业家也应该尽自己的努力。

第二是关于勾结官府、腐蚀官员的问题。其实正是由于部分人不能够完全、真正的依法办事,使得企业家公平竞争的环境被破坏。贪腐、官商勾结其实是大多数正派的企业家非常痛恨的一件事情,这使得我们工作、生活都不安全,我想企业家都会有这种体会,因此坚决打击贪腐其实是企业家强烈的要求。

第三就是诚信经商。这是中国企业家应该遵守的一个基本道德底线。同时,企业家希望国家依法严惩制假售假,包括盗窃别人的知识产权,这也应该是咱们国家改善社会风气的一个重点。如果整个社会毫无诚信可言的话,就是再富裕有什么用?中国社会就没有了希望。打击假货应该是一个重点。好在并不是难点,当然在执行的时候,肯定有很多具体的细则,执行起来有困难,但是绝对不是大难点,只要政府不懒政,能够坚决、认真地去抓,立法合适,执法中一视同仁,这个就像醉驾一样,确实是能做得了。

关于新常态

讲完了对中国企业家群体的看法,下面我想讲的就是新常态下企业家的历史机遇和时代责任。

我想,新常态就是未来的世界不确定性大为增强,这个不确定性变化幅度会非常大,变化会来得非常突然。在这个变化的环境中,政府自然有政府的责任,而作为企业家这个群体也是有自己的历史责任、社会责任和历史机遇的。

我想先谈谈历史机遇。1800年前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非常缓慢,科技、技术变革等等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都是很少的,到了蒸汽机出现的时候社会变化幅度开始增强了,到什么时候是一个重要的拐点呢?应该是计算机的发明,特别是个人电脑的发明跟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起来以后,智能互联网的出现让人类社会的发展陡然提升了。在这儿我得多少给自己做点广告,希望中国人还能记得个人电脑在中国的普及和推广,联想起了重要的作用。说这句话有点不好意思,但心里憋不住,还是想说一句。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目前还是占据了一个有利的地形。一方面,政府已经开始对这种创新、对这种新事物有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教训;第二,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有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第三,中国已经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企业家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带来的优势是什么呢?

第一是未来科技创新的优势。从个人电脑开始以后,到今天移动互联网的硬软件的能力,中国毫无疑问已经是处于世界前端了。而现在中国企业家,已经懂得怎么把科技成果变成产品,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以前,科研院所归科研院所,工厂归工厂,是分开的。经过了三十多年,我们认识到,科技成果变成产品,变成生产力,变成钱必须是在企业里面实现的,在学校,在科研单位是实现不了的,如果企业家掌握不好这些东西,科技成果就变不成生产力。联想为什么要搞一个“联想之星”呢?就是因为我是从中国科学院出来的,我知道在科学院有很多好的科技成果,就是不知道怎么产业化、怎么推广,拖来拖去就过时了,就被别人超过去了。而在美国的机制就比较成熟,科学家本身非常愿意通过和企业的人合作发展,所以在这个环节中,中国的企业家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可能更强调的是科研成果转移,转移是很重要的,但是在这个快速变化的行业里,一个企业要只等大学、科学院的成果转移出来,再去应付市场,华为能行吗?联想能行吗?根本都不可能,自己必须同时有一支坚实的研发队伍,甚至要分成几个梯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另外一个问题是科技创新怎么实现?一个小企业,或者说有几个有科学成果的科学家或者有能力的人,他们怎么能拿到钱,怎么能有创业的氛围,怎么能够把他和风险投资或者天使投资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关口。像今天BAT三家基本都是这样,靠自己的研发成果,最后自己变成了大企业,像联想曾经投资的科大讯飞(30.850, 0.65, 2.15%),是一个典型的科学家群体,最后做大成一个一流企业的例子怕;还有一种就是科技成果形成以后,一个小企业创业到一定程度,并入到大企业里边去,运用大企业的经济实力和更为全方位的能力,把这个科研成果推出去。

第三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今天中国优秀的大企业的领军人物已经有了能够跨行业、跨地区、跨时空的眼光和经济实力,也就是他的战略布局能力。跨行业、跨地域就不用说了,所谓跨时空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过去我在做企业的时候,因为钱少,所以非常注意火候到不到,就是市场成熟到什么程度,决定了我往外推不推这个成果。如果市场还没到这个程度,就不能大批的出产品,要不然的话钱就压在那儿了。而现在呢,由于企业家成熟了,资金丰厚了,所以可以提前布点。也许现在看有的东西有用,有的东西根本没用,但我可以先行尝试,火候到了,市场机会也爆发了,这就是眼光吧。早年BAT三家都曾经和我们的谈过投资,但我们一家都没看,一个是当时经济实力还不足够,一个确确实实当时的眼光也不够。那谁投了呢?后来钱都被日本和美国的投资人挣去了。但是时代走到了今天,情况已经不会那样了。现在中国大企业的领军人物已经有了这种跨时空的战略布局能力,说明我们的企业家们是能够正确的对待这个历史机遇的。

另外还有一点,借助这个机遇,国家还是要支持企业家走出去的,用好国际资源,应该利用国际资源来改善中国的生态环境。联想控股战略投资的领域之一是农业和新食品,在这方面确实给了我一些启发。我们的企业在中国种植水果的时候,对土地进行了大面积的调查,中国的土地的平均有机质含量大概占多少呢?0.2%。褚时健老先生种褚橙,好好的把土地保养了七八年,大概提高到了6%,而我们在智利合作的几个农场,最差的一块土地大概有机质也能到12%,有的甚至高到20%。那么,现在中国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国外又在这方面有富余的时候,为什么不用国外的资源来改善我们的环境?让我们的土地进行轮休轮种?这个东西需要顶层设计,比如城镇化,让农民大规模的集中以后,少量的农民在土地上耕作,其他的农民去做别的工作。另一方面,今天当有能力改善资源的时候,又不让钱出去,大幅提高关税不让人家的东西进来,这就是两头都做的不合适了。所以我觉得,希望政府层面在顶层设计上有更多考虑。

关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在社会发展层面,企业家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先富帮后富,这是应尽的社会责任。今天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交税、提供就业机会——这其实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中国毕竟太大,而且政府改革也有困难,所以企业家本身应该多做些事情。我觉得一个是扶贫,一个是脱贫。马云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他说扶贫应该由政府来做,也就是把税收用来扶贫,扶贫是什么?扶贫是输血,哪个地方最缺血,哪个人最缺血,就给他输血。脱贫是什么?脱贫实际上是帮助改善造血功能,企业家应该多做这种事情,就是除了提供钱以外,要提供能力,提供资源,比如帮助某个地区人才的培养,帮助某个地区就业,帮助某个地区形成有特色的经济增长能力,这些东西其实是企业家应该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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