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跃龙：病毒未来有卷土重来的可能但可能只引起人类感冒

整理|定西出品|网易科技《态℃》栏目组针对疫情的全球爆发势头和流行病的相关问题，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国家流感中心主任、现任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深圳)院长舒跃龙答科协问，网易科技联合刊发。舒跃龙院长认为，流行病学通常分为暴发疫情(outbreak)、流行性疾病（epidemic）、大流行（Pandemic）三个阶段，之前的大流行例如1918年西班牙流感，它感染了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导致五千万人死亡

整理|定西

出品|网易科技《态℃》栏目组

针对疫情的全球爆发势头和流行病的相关问题，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国家流感中心主任、现任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深圳)院长舒跃龙答科协问，网易科技联合刊发。

舒跃龙院长认为，流行病学通常分为暴发疫情(outbreak)、流行性疾病（epidemic）、大流行（Pandemic）三个阶段，之前的大流行例如1918年西班牙流感，它感染了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导致五千万人死亡。

而在目前，新冠病毒从报告病例的地理分布上来看基本上符合大流行的定义，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没有宣布，可能的原因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所说，一是不希望引起全球的恐慌，二是中国的防控经验表明只要实施强有力的防控措施，是可以阻断病毒流行，全球还没有完全失去阻断其流行的最后机会。

但舒跃龙院长提醒，全球阻断病毒流行的窗口期正在丧失，疫情形势不容乐观，因为有些国家还没有认识到疾病的严重性，有些还没有准备，有些还在怀疑中国的策略能否复制，有些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将阻断疫情传播而是将降低疾病负担作为其防控目标，有些是医疗卫生系统能力脆弱。

针对这样问题他基于我国在疫情防控中取的成效和积累的经验，与世界分享，帮助全球抗击疫情，体现大国担当，同时也是进一步降低对我国的输入疫情风险。首先，可以通过网络会议等多种形式，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技术人员开展技术培训，并为他们提供诊断试剂等力所能及的帮助；其次，派出技术队伍支援疫情严重国家；其三，建立与世界主要国家（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和相关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比尔盖茨基金等）的科研合作团队，主要针对疫苗和药物的研发开展联合攻关。

对于大家广泛关注的疫情是否会受到天气转暖的变化时，舒跃龙院长表示，提出病毒会在夏天消失的主要理由是基于对2003年SARS疫情表面现象的理解，因为2003年SARS就是当年7月份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结束，SARS病毒也没有再出现。

但是大家不应该忘记的是，当年发生SARS疫情时，全球特别是中国也是采取了强有力的防控措施，包括迅速发现病例进行隔离，追踪每例病例的密接人群进行隔离和医学观察等防控措施，才成功防控疫情。气温的上升可能会对病毒在自然条件下的存活有一定影响，比如每年的夏季在温带地区，流感活动很低就是证明。因此推测夏天气温上升可能会降低疫情的流行强度，但是不太可能自然消失。

以下为问答实录精选：

问：目前新冠肺炎全球感染人数超10万，为何世界卫生组织仍然不宣布“大流行”？如果一个病毒成为全球“大流行”应该具备什么要素？

舒跃龙：流行病学通常有几个名词，一是暴发疫情(outbreak),暴发疫情通常是指疫情在某个地方突然增加超出预期，或者在以前从未发现过的地方被发现，暴发疫情往往仅限于相对较小的地区。例如，2010年海地地震后的霍乱疫情等。二是流行性疾病（epidemic）,通常是指暴发疫情分布在更大的地理区域。例如，2014年Zika病毒在巴西开始流行，后扩散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大部分地区；2014-2016年埃博拉疫情在西非爆发，疫情规模大，被认为是流行性疾病。三是大流行（Pandemic）,全球流行的流行性疾病就是大流行。例如，1918年西班牙流感，它感染了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导致五千万人死亡。后来又发生几次流感大流行，包括1957年的H2N2、1968年的H3N2，以及2009年的H1N1。因此，新冠病毒从目前报告病例的地理分布上来看基本上符合大流行的定义，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没有宣布，可能的原因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所说，一是不希望引起全球的恐慌，二是中国的防控经验表明只要实施强有力的防控措施，是可以阻断病毒流行，全球还没有完全失去阻断其流行的最后机会。

但是全球阻断病毒流行的窗口期正在丧失，疫情形势不容乐观，因为有些国家还没有认识到疾病的严重性，有些还没有准备，有些还在怀疑中国的策略能否复制，有些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将阻断疫情传播而是将降低疾病负担作为其防控目标，有些是医疗卫生系统能力脆弱。种种原因都导致了新冠疫情在全球的防控充满了挑战，一场全球大流行已经很难避免，因此应该统一认识，以应对一场大流行的心态来做好全球的防控工作，这有助于帮助所有的国家做好准备。

问：面对境外输入病例，可以采取哪些防范措施？

舒跃龙：中国在国内疫情防控上取得重大成效，但与此同时，随着新冠病毒在全球的蔓延，输入我国的风险也日益增加，因此如何防控境外输入病例成为今后我国成功防控疫情的关键。为降低对我国的风险，加大入境管理是关键，要加强对入境人员的健康检测，发烧者（37.3^oC）必须进行新冠肺炎病毒检测。同时应该借鉴国内精准防控的策略，对国外地区开展实时风险评估，可分为高风险地区和低风险地区。对高风险地区入境者必须实施为期14天的居家或者集中医学观察；对低风险地区入境人员可通过社区管理，要求其在中国国内停留期间（14天）电话每日报告健康状况。同时对发现的每一个入境病例要按照国内疫情防控同样的策略实施防控，包括追踪每个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对密切接触者实施医学观察等。

基于我国在疫情防控中取的成效和积累的经验，理应与世界分享，帮助全球抗击疫情，不仅体现大国担当，同时也是进一步降低对我国的输入疫情风险。

1.通过网络会议等多种形式，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技术人员开展技术培训，并为他们提供诊断试剂等力所能及的帮助。

2.派出技术队伍支援疫情严重国家。

3.建立与世界主要国家（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和相关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比尔盖茨基金等）的科研合作团队，主要针对疫苗和药物的研发开展联合攻关。

问：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尚无证据显示新冠病毒会在夏季自行消失，现在是否有证据表明气候条件可以影响新冠病毒的存活？新冠病毒在人类中传播发展趋势怎样？为什么？

舒跃龙：提出病毒会在夏天消失的主要理由是基于对2003年SARS疫情表面现象的理解，因为2003年SARS就是当年7月份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结束，SARS病毒也没有再出现。但是大家不应该忘记的是，当年发生SARS疫情时，全球特别是中国也是采取了强有力的防控措施，包括迅速发现病例进行隔离，追踪每例病例的密接人群进行隔离和医学观察等防控措施，才成功防控疫情。气温的上升可能会对病毒在自然条件下的存活有一定影响，比如每年的夏季在温带地区，流感活动很低就是证明。因此推测夏天气温上升可能会降低疫情的流行强度，但是不太可能自然消失。

导致此次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同SARS病毒都属于同一类病毒，有一些相似点，基因同源性在80%左右，使用相同的细胞受体ACE2，其原始的自然宿主都有可能是蝙蝠。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很多不同的地方，比如新型冠状病毒在临床表现上与SARS病毒不同，SARS病人主要表现为重症，因此我们很容易发现SARS病人；但是新冠病人从无症状感染者、轻症无肺炎、肺炎到重症肺炎，危重病人也表现为全身多器官损伤等多种临床表现，而且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这增加了我们发现传染源的难度。SARS疫情主要由医院感染和一些超级传播者所导致，很容易实施围堵策略；但是新冠疫情在全球多地出现了广泛的社区传播，增加了围堵策略实施的难度。加上各个国家经济、文化和政治体制存在不同，很难达成统一的防控策略，病毒在全球流行已经很难避免。病毒的命运有几种可能：一是病毒只在人群中流行，但是毒力减弱，只引起人群普通感冒症状，类似于人群中流行的229E和OC43等冠状病毒。二是今年冬天卷土重来，致病力和传播力没有明显改变，但随着人群群体免疫水平的升高，疫情逐步减弱，对人的健康威胁越来越小，更期待今年冬天来临之前疫苗能够研发成功，通过接种疫苗降低疾病负担，甚至控制其流行。还有一种命运就是病毒不仅在人群中流行，而且可以跨种传播到其它动物，因为从物种ACE2受体分布情况来看，多种动物都可以表达ACE2受体，包括非人灵长类动物、雪貂、猪和猫等，不排除病毒传播到其它动物，从而演化成一种新的人畜共患病长期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可能，应加强对动物中新冠病毒的监测。总之，全球应该团结起来，通过围堵和缓疫的各种防控措施，拖延病毒流行，降低流行高峰，从而减少对医疗系统的冲击，为疫苗药物的研发争取时间。同时重要的是要通过国际技术合作，加快疫苗和药物研发，从而为疫情防控提供更多的技术手段。

问：现在有研究显示新冠病毒已突变，有研究称新冠病毒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包括两个亚型在内的变异，这对新冠肺炎的治疗和防控有哪些具体的影响？

舒跃龙：病毒突变是其自然特性，尤其是RNA病毒，由于其复制过程没有校正机制，突变更是常见的事情，冠状病毒作为一种RNA病毒也不会例外。新型冠状病毒从1月份被发现至今，在国际基因序列共享数据平台GISAID上共有30个国家的113个单位共享了345株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多个研究团队对病毒变异情况进行了分析，表明在约30000个碱基的病毒基因组中，目前整体突变程度较低，未发生重组现象。就问题中提及的2个亚型，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陆剑课题组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崔杰课题组合作根据新冠病毒基因组8782位的T-C突变（同义突变）和28144位的C-T（非同义突变）的两个突变位点高度连锁，将病毒分为L和S两个类型，并且认为S型与蝙蝠冠状病毒在进化树上更接近，可能为祖先类型，L型则可能由S型演化而来，这仅仅是基于目前的病毒基因组序列，在当前病毒溯源不是十分清楚的情况下还难以下结论。另外作者认为在早期的传播过程中，作为祖先型的S型几乎完全被L型取代，但随着时间推移，S型又逐渐上升，研究人员推测L型可能传播能力更强，复制速度更快，潜伏期更短，因而早期会在人群中快速扩张。但随着医疗和隔离措施的加强，L型的负选择压力变大，所以S型频率逐渐上升，但这种推测需要更多的动物实验结果和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L型还是S型都不是在人群传播过程中产生的，而是疫情发生时候就存在。这得到另外一篇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程根宏、中国CDC谭文杰、苏州系统医学研究所蒋太交、中国CDC武桂珍等合作的文章证实。程根宏等根据同样的分子标记，发现病毒可以分为G1和G2两个遗传亚群共流行，最早的G1株（EPI_ISL_406801）于2020年1月5日在武汉分离，最早的G2株于2019年12月24日在武汉分离，两个基因群在同一城市的存在表明了共流行，而且这两组毒株都已传播到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没有发现传播力的差别。

因此正如耶鲁大学流行病学专家Nathan D. Grubaugh等在Nature Microbiology上发表的评论文章，指出病毒突变符合正常流行病学规律，不应该引起恐慌。不同研究团队根据对共享的病毒基因序列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于病毒的了解，也为疫情防控提供更多的科学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家作为专业人员在解读科研结果的时候要全面，特别是要结合临床、流行病和病原学数据进行综合评判，真正做到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另一方面，在这个人人都是媒体的年代，如何能坚持底线，不盲目解读科学结论、不传播不负责任的内容也是每个人应该遵守的道德底线。

问：对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您有何建议？

舒跃龙：我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主要由技术体系和应急管理体系组成。应急管理体系包括各级政府和相关政府部门，主要负责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总体规划预案的编制，组织指挥防控策略的实施等。技术体系主要包括全国疾控系统、临床医院、科研单位、公共卫生人才培养院校、全国检验检疫系统以及生产诊断试剂、疫苗、药物以及消毒等防控产品的企业。其主要职责应该是为疫情防控提供策略建议和技术支撑，在管理部门的统一指挥下落实实施。目前，我国公卫防疫技术体系建设整体薄弱，在本次防疫过程中问题突出，但不能把公共卫生防疫技术体系简单化为全国疾控系统改革，必须总体规划、统筹考虑、尽快改革。基于上述思考，重点针对如何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技术体系，提出以下几点具体改革建议。

1、赋予国家疾控中心更大的防疫权力。

全国疾控系统是防控技术体系的主力军，对其能力的提高应该是重中之重。建议将国家疾控中心设立为副部级行政部门，实现国家疾控中心对各省疾控中心直管，实施半军事化管理，强化疫情防控应急能力；强化各地疾控中心防疫执法权；同时要加大对全国疾控系统的投入，工作人员采用公务员编制，保障工作经费，主要考核指标由科研文章转变为考核疫情防控能力。

2、立法将以不明原因肺炎等重大症状监测信息纳入直报系统。

要求不明原因肺炎信息报告仅来自于前卫生部下发的一个监测方案，导致其约束性不够，相关医院或者疾控中心早期没将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在该信息系统上报，或许是意识不够或许是业务不熟，可能违规，但不违法。因此应将不明原因肺炎信息上报纳入传染病防治法，要求不明原因肺炎进行实时上报，在此基础上可扩大到其它特别重要临床症状监测如聚集性不明原因出血等。国家法定传染病报告体系也要进一步改进，应该直接与医院的HIS系统对接，减少中转环节，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高上报率和信息的准确性与完整性；同时，加强对一线医务人员的培训，提高一线医务人员，特别是发热门诊、急诊科和呼吸科等高风险科室的医务人员的传染病防患意识和防控能力，进一步提高全国“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治”的能力，努力实现将疫情控制在萌牙状态。

3、建立国家统一的传染病监测与应急信息数据共享中心。

由于公共卫生防疫技术体系各单位在国家管理机制是条块分割，因此必须建立统一的全国传染病监测与应急信息共享平台，要立法确保上述防控技术体系成员单位的信息及时上报该信息平台，实现信息实时共享，为新发传染病预测预警提供基础数据和科技支撑。

4、建立突发疫情防控产品研发和储备的长效机制。

建立突发病情防控产品研发和储备的长效机制。设立专项长期支持一批企业长期从事有潜在风险的新发传染病诊断试剂、疫苗和药物等防控产品的研发。制定防控产品储备机制，确保疫情发生后第一时间有产品可用于临床治疗和疫情防控。

5、提高医院系统新发传染病救治能力和水平。

按照应对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规模，各地在现有传染病医院基础上增加传染病救治床位数、设备、以及医务人员配置，做到“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同时，建议加大对综合性医院传染病救治能力的建设，最终形成以传染病医院为中心，各大综合性医院为支撑的立体救治体系。

6、建立多部门合作多学科交叉的国家公共卫生防疫研究体系。

主要承担全国乃至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前沿科学研究工作。落实建立科研资助长效机制，形成真正有实力的“首席科学家”制度。长期支持一批团队开展深入系统研究，特别是国家传染病重大专项建立的全国病原谱监测网络要长期支持。抓紧落实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制定的《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5年）》，以此为基础分片区建立国家生物安全研究院，主要开展：1）生物安全包括生物反恐战略研究；2）关键核心防控技术和产品包括诊断试剂、疫苗和药物等研发；3）高水平人才的培养。建设一支公共卫生防疫技术体系的中坚研究力量。

7、提高国门防控能力。

按照既防于内，又防于外的思路，加大对检验检疫系统设备、人员和经费的投入，确保如果下次类似疫情发生在境外时，我们有能力进行狙击。

8、加强建立国家专家库和智库建设。

加强国家专家库和智库建设，确保突发疫情发生的第一时间能够组织全国相关专家共同研讨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专家集体智慧，为疫情防控提供及时、科学的决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