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里奥7月19日,在纽约举办的“地球黑客”大会上,美国监控丑闻揭露者爱德华・斯诺登通过视频意外“现身”引发了会场不小的轰动。虽然斯诺登目前“身陷囹圄”,但仍没有丢下自己的“老本行”,呼吁业界同仁研发新技术,以抵御全球政府监控系统
胡里奥
7月19日,在纽约举办的“地球黑客”大会上,美国监控丑闻揭露者爱德华・斯诺登通过视频意外“现身”引发了会场不小的轰动。虽然斯诺登目前“身陷囹圄”,但仍没有丢下自己的“老本行”,呼吁业界同仁研发新技术,以抵御全球政府监控系统。
在“监控门”事件曝光一周年之际,一本名为《无处可藏》(英文名NO PLACE TO HIDE)的书或许能为我们还原事件的经过。该书作者格伦・格林沃尔德是最先接触到斯诺登和报道该事件的记者之一。他也因此获得了今年的普利策新闻奖。该书首次披露了作者与斯诺登会面的完整经过以及美国国安局监控计划的详细内幕。
2013年5月,格伦・格林沃尔德前往香港与一位匿名知情人会面,他自称掌握了美国政府实施监控计划的证据。在此之前,该知情人一直通过高度加密的通信渠道与格林沃尔德联系。俩人会面的情景像极了电影中曾无数次上演过的桥段,频繁更换的见面地点、素不相识的接头人、令人捉摸不透的接头暗号。为了安全起见,他还执意要求记者取下手机电池或是将手机放在冰箱里,因为他知道监控无处不在。这位知情人士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斯诺登。
时年29岁的斯诺登是美国国安局的一名基础架构分析员。凭借技术上的天赋,高中辍学的斯诺登2005年就成为美国中情局的技术专家。按照斯诺登自己的说法,他的主要任务是以黑客的手段侵入其他国家的军用及民用电脑系统窃取信息或为发动袭击做准备。由于工作关系,斯诺登得以接触处到美国庞大监控体系的绝密资料。在斯诺登看来,揭露“监控门”的目的只是想激起一场有关隐私、互联网自由以及国家监控危险性的大讨论。
但事实上,“监控门”事件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斯诺登和格林沃尔德的想象,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它为外界打开了一扇门,透过这扇门我们得以知晓这套监控体系的众多细节。身处在这扇门之内的我们正变得“无处可藏”。正如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一般,在所有场所都装有一个“电子屏”,而在屏幕的另一端,“老大哥”正在无时无刻地注视着你。
美国撒下的监控网无孔不入,包括互联网服务器、卫星、水下光纤电缆、电话系统、个人电脑设备等都是其监听目标。其中“无界线人”就是其中的代表。正如这个项目的名称所指,这个项目区别对象,它会自动搜集全世界范围内的电话和电子邮件。根据斯诺登提供的资料显示,自2013年3月8日起的一个月内,该项目从全球搜集到了多达970亿封电子邮件和1240亿通电话。而“收集一切”正是美国国安局前局长亚历山大的口头禅。
当我们在互联网隐私条款中不假思索地点击“同意”时,可能已经掉入了互联网公司所设的陷阱中。在“棱镜门”项目中,美国国安局与微软、雅虎、谷歌、脸谱、PalTalk、YouTube、Skype、AOL和苹果等9家互联网公司都签有秘密协议。大多数情况下,数据会通过这些公司的服务器以电子方式传输给政府,有时情报人员甚至可以直接进入上述公司的服务器和数据库获取数据。此外,美国国安局多年来一直从移动设备应用程序中抓取个人信息,这些应用程序包括“愤怒的小鸟”、“谷歌地图”、“脸谱”、“推特”以及网络相册Flickr等。
美国政府大多将监控项目冠以美好的名字,但私底下却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例如,破解网络加密技术的“奔牛”计划;针对匿名浏览器的“任性的长颈鹿”;可以入侵谷歌和雅虎私人网络的“肌肉发达”计划等。资料显示,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监控的人群包括,欧盟官员、外国领导人和他们的家人,联合国和其他救助项目(比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负责人等。一个广为人知的事件是,美国国安局曾长期窃听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手机。它甚至改变了欧洲一些国家机构的行为规则。据报道,为防止被美国人窃听,德国议会情报委员现在会特意制定了一套新规:开会时,与会者被要求把手机和电脑放进金属箱,然后播放德国古典音乐。
美国还习惯于“倒打一耙”。美国政府一边以“安全”为由告诫美国公司不要购买中国互联网设备制造商华为和中兴的路由器,一边组织黑客渗透上述公司的网络窃取机密。一份2010年6月的报告显示,美国国安局在路由器、服务器和其他计算机网络设备发货前,都有规律地将其接收或拦截下来,安装后门监控工具,然后再加入厂家标识重新包装发货。
美国政府为实施大规模监控,众所周知的借口是为了“反恐”。但事实上,美国是以反恐为由,借助网络技术的优势,达到其自身的政治和经济目的。2006年,美国政府重新修改了《爱国者法案》,政府可以每3个月向大型电话公司下达数据索取令。2012年,奥巴马签署了《美国网络作战政策》的总统指令,可以在事先不进行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发动攻击。美国政府一再辩称大多数监控情况涉及的都只是“元数据”(比如:邮件的收发方、主题、位置信息等),而不是内容本身。但稍有网络知识的人就会知道,这些“元数据”可以勾勒出一个人的习惯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大量信息,有时甚至比数据内容更为重要。
在一些人看来,美国的监控行为并没有对个体产生负面的影响。他们甚至认为,一个表现良好的公民没有理由去惧怕一个监控的政府。对于这种想法,格林沃尔德在书中给出了回应。他认为,将互联网变为监控系统会破坏它最核心的潜质。更糟糕的是,它会将其变为一种压迫工具,威胁会制造出最极端、最暴虐的武器。斯诺登的担心也正在变为现实,“民众看到这些文件后,只是耸耸肩,‘我们知道这件事,但我们并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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