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集团董事长：文化体制改革要尊重市场规律

文化体制改革正酣，方向既定，但地方文化单位改革道路仍是千差万别，位于江苏南京的凤凰集团或许是当下中国文化领域改革成功的样本之一。2003年6月，凤凰传媒前身之一的江苏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被确定为中央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开始“事转企”适应市场化的改革进程。

　　文化体制改革正酣，方向既定，但地方文化单位改革道路仍是千差万别，位于江苏南京的凤凰集团或许是当下中国文化领域改革成功的样本之一。

　　此前2003年6月，凤凰传媒前身之一的江苏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被确定为中央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开始“事转企”适应市场化的改革进程。

　　截至2011年末，凤凰已成为一个庞大而繁杂的企业集团，旗下涉足六大产业——所属独立核算企业已经超过100家，总资产、净资产、年收入均超过100亿。

　　在过云楼藏书事件中，凤凰集团“战胜”北京大学，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凤凰集团董事长陈海燕向本报表示，这是市场力量的胜利。

　　但凤凰集团的改革也并非一帆风顺，也有声音质疑其走“文化地产”路径。近日，针对文化体制改革等众多问题，陈海燕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亦回答了一些具有争议的话题。

　　行政干预要减少

　　《21世纪》：凤凰当年的率先改革背景有哪些？你认为众多正在进行改革的文化单位，改革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陈海燕：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表现。我想江苏经济在全国率先成长起来，相应的生产关系也就必然要求其改革。

　　相对全国其他省份而言，江苏总体上文化事业以及产业体量较大，速度也比较快，于是开始产生了这种内在的改革需求，或者说原有的这个体制不适应了，制约它的发展了。作为实践者，我们在市场化的进程中，感受非常明显。

　　首先，行政事业单位受事业编制的限制，因此你的规模难以扩展。但面临着市场需求，我们不得不搞体制内体制外两套，于是就有编内人员编外人员。这造成很多矛盾，体制内的人会懒惰，干多干少一个样，从福利待遇角度看，体制外的员工会觉得不平衡，这就为企业的管理上带来很大的困难，没办法通过统筹实行一致的企业化的薪酬制度，于是无法建立有效的激励制度。

　　第二、事业单位没有充分的投资权，授权有限，你没办法自主投资，投资就受到限制，所以就很难扩张规模做大做强。

　　第三、它的经营决策权非常有限，没办法对市场做出灵活的反应。因为事业体制跟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是不同的，首先是党的领导，因此程序繁杂。其次从管理上看是少数人服从多数，谁也不承担责任，积极负责，无人担责，所以决策效率低下，难以对市场的变化做出迅速的反应。

　　第四、因为是事业单位，你的上级主管部门会把你当做一个下属单位来管理，你不是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容易形成干预。

　　这些都限制了发展。所以，出版单位规模比较小的时候，无所谓，有事业体制，有保护伞，比较好。但是当发展到一定体量时，内在的扩张发展的冲动，原有体制就不适应了。

　　《21世纪》：10年的市场化进程中，凤凰遇到的行政干预是否仍然强烈？

　　陈海燕：应该说超过预期。随着我们改革的推进，阶段性的发展目标都是提前实现的，发展速度比预期的要好。

　　数字上的预期目标完成是表面的。改革以后，资源比较集中，特别是实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涉及到日常经营的活动以及一般的投资行为，企业可以自主了。

　　但是，我必须要说，改革的一个最大成就就是“上面把你当成企业来管了”，这些年来凡是我们的重大的投资项目虽然要上报，但是我们的重大投资行为从来没有遇到障碍。比如，我们在海南省的投资，审批时仍是依照企业的意见。所以，省里的态度是相当开明开放的。

　　现在，跨省发展的步伐仍然面临着诸多的行政限制，我们也有一些你来我往谈得比较好的投资意向，现在仍无法最终敲定，这里面省外的行政阻碍和思想解放是根本因素。

　　《21世纪》：在北大和凤凰的“过云楼”藏书事件中，凤凰是最后的胜利者，到底是市场的力量还是行政的力量？

　　陈海燕：我必须说，这完全是市场的力量。

　　因为行政力量要发挥作用，那就要依据有关文物保护的法规，来行使优先购买权，其他的过程里面行政力量不发挥作用。根据目前的法规，行使优先购买权，必须是由国家文物管理部门指定，而不是自己跳出来，如果不是国家指定的也应该经过国家文物行政部门批准也可以。

　　另外，在程序上应该在拍卖前和买卖中宣布行使，因为你要行使优先收购权，那么你就必须是国有部门。你弄个高价行使优先收购权，人家早知道你要行使优先收购权就不参与了，那你就不是价格比较低嘛。所以你要事先宣布我要行使优先收购权，而且要拿出证据。

　　行使优先限购买权，曾有过案例，但那是国家文物局出的钱，国家文物局宣布行使优先收购权，然后指定收藏在人民大学，但产权还是归国家。

　　所以，北大没有获得这样的委托，事先也没有申明，在拍卖场上也没有申明，那就不合理，也不合程序。北京文物局看这个里边瑕疵太多了，所以干脆让国家文物局来裁决。

　　此外，根据《文物法》的规定，包括国有企业在内收藏的文物属于国家公有，这就意味着属公不属私。

　　当然，这批文物的价值如何体现，这个由专家组定夺，企业只是参与。

　　“事转企”要分步改革

　　《21世纪》：你参与设计了凤凰的改革，作为改革主导者之一，给你的感受有哪些？如何防止人才流失？

　　陈海燕：实话说，讲到改革，我们“事转企”的改革还是在2010年最终得以完成的。

　　改革起步虽然早一些，但坚持分步改革，条件成熟的先改革，一步一步改革，这样可以减少振荡。我们也见到了不少兄弟单位改革，一下子铺开，振荡很大，结果好几年缓不过劲来，造成骨干人才流失，业务停滞。

　　不过，我们的改革从来没有停过，必须要持续改革，向纵深推进改革。我也看到有的单位是一步完成了，但改革没有深入，这可能目前也是业内的一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不能以事转企完成为满足，那是法理转型，注销了事业单位和事业身份，但是，你是不是真的是一个现代化的企业呢？

　　此外，在我们的改革设计中，江苏人民出版社是可改可不改的，但是他们的干部员工也要求改，大家看到改革是对国家、企业和员工个人都有利的，最后仍然是改革了。

　　《21世纪》：凤凰现在的体系太庞大，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感觉，就是国有企业通过它的先天性的优势变得越来越大，然后会变得很乱。这在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

　　陈海燕：这就对我们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要创新，也就是我上面提到的，改革仍要向深度推进的现实基础。

　　比如一个出版集团有若干家出版社，若干家出版社法人全部取消，变成一个大出版社，各个出版社过去单独搞营销现在统一营销，会降低交易成本，因为它规模比较小，它全部集中，它能够管得过来。但是，像凤凰这样的集团，可能就管不过来了。

　　此外，现行还有一种模式是作为战略管控，作为集团就叫控股公司，只是控股和获取利益，作为一个投资者。我的理解是，凤凰集团现在则是介于两者之间。

　　《21世纪》：“文化+地产”是凤凰的独有商业模式和优势，但是，这并不能赢得业界的一致认同，现在大家都在“挂羊头卖狗肉”，都在做地产。

　　陈海燕：首先我们要看到中国的各种文化消费设施是非常缺乏的，跟不上城市化进程。

　　多年来，文化消费设施多集中在老城区，在大规模的改扩建中，有的地方虽然复建了，但仍跟不上城市化客观上带来的巨大市场需求。

　　此时，文化企业应该要承担其这个作用。我们在7年前看到了这个商机并为此设计了商业模式，这同时也是企业自我发展的需求。城市化进程中，我们的书店等门店系统，需要迁址、改扩建等，新的人口集聚区需要重新布局等等。

　　在满足企业自身的时候，又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所，更能够获得丰厚的回报有什么不好呢？

　　看得早，而地方政府又有这样的期望，欢迎我们去建设文化消费综合体，政府给予我们的优惠政策使我们获得额外的利益，这有什么不好呢？现在，我们的这种商业模式听说有一些地方也想仿效，但至少尚未出现。

　　文化软实力要跟上

　　《21世纪》：凤凰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企业，你如何理解文化的力量？对于文化部部长提到文化软实力“西强我弱”的概念，你是如何理解的？

　　陈海燕：文化软实力对经济有间接而且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文化繁荣就会更好地激发人的创造性。

　　实际上，听音乐，看画展都能够激发想象力，激发创造性。文化产业发达的地方，比如说它的造型艺术以及设计会比较先进，我们国家像工业设计就比较落后，往往去仿冒，想象力不够，创意不够。

　　现在看来，文化软实力当然是西方强，这个必须承认。我们的经济硬实力也是西强我弱。所以，经济和文化一定是相辅相成，要同步提升，现在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文化软实力要跟上。

　　我所理解的是，这其中有一个语言的障碍。因为汉语仍是世界非主流语言，世界顶级刊物仍是英文。作为一个非主流语言，尽管可以通过翻译，但是你本来的语言对世界来说仍是陌生的，语言跟文明是密切相关的，文明的载体是语言，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文化大规模输出是不可能的。

　　所以，无论是文化自身改革或者走出去，要循序渐进。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和国家都在学习汉语，这就意味着你的发达。

　　当你比别人强大的时候，世界自然要来学习你的文化。历史上的汉唐是如此，现在的美国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