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设定碳排放峰值目标 第三批低碳城市试点11月公布

全国低碳城市试点工作有了新进展，21世纪经济报道独家获悉，第三批试点名单预计将于11月向社会公布。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副司长蒋兆理近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独家专访时透露了这一消息

全国低碳城市试点工作有了新进展，21世纪经济报道独家获悉，第三批试点名单预计将于11月向社会公布。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副司长蒋兆理近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独家专访时透露了这一消息。第三批在前两批评估的基础上有了更多的经验，申报城市要有一些目标先进性和体制机制的创新。“十三五”时期，低碳试点将扩展到约100个。

全国低碳城市试点工作有了新进展，21世纪经济报道独家获悉，第三批试点名单预计将于11月向社会公布。

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副司长蒋兆理近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独家专访时透露了这一消息。他表示，今年在评选低碳试点城市的同时，也在总结前两批低碳试点的经验，并计划年底前从中挑选出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意义的城市，向全社会推广其经验和做法。

今年上半年，气候司组织了三组低碳试点经验总结评估交流会，共有保定、苏州、南昌等32个试点城市的有关负责人进行了汇报。

自2010年起，国家发改委在全国范围内挑选了6个省份、36个城市开展低碳试点工作，这些试点的人口占全国40%左右，GDP占全国总量的60%左右，碳排放量约占全国40%。“十三五”时期，低碳试点将扩展到约100个。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胡秀莲称，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低碳发展经过“十一五”节能减排政策以行业约束为主的方式，逐渐过渡到“十二五”期间以城市为主的多领域低碳试点。“十三五”时期，低碳试点将进一步突破低碳政策的行业局限，从宏观规划的角度对全经济领域乃至国家的发展模式产生影响。

第三批试点更趋成熟

在蒋兆理看来，低碳试点和以往所有的试点都不同。

“低碳试点城市是全新的工作模式。”蒋兆理说，低碳试点是自下而上的试点，在没有财政资金支持的情况下，这些试点设定低碳目标，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在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开展自发的探索，找到适合本地的低碳路径。

经历过三批试点评选，蒋兆理认为第三批更为成熟。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庄贵阳介绍，在征选第一批试点时，低碳的概念刚刚受到认可，各地都没有经验，选择五省八市多看重地方的积极性，没有向社会征集的过程。第二批组织了专家对城市进行筛选。第三批在前两批评估的基础上有了更多的经验，申报城市一定要有一些目标先进性和体制机制的创新。

根据本报此前报道，与前两批不同，这批低碳试点被要求明确提出碳排放峰值目标，申报建设体系目标包含碳排放总量、单位GDP碳排放量等14个指标。52所申报城市中有不少是西部城市，例如新疆有5个城市申报。城市规模有大有小，人均GDP不高，但单位GDP能耗和碳排放强度又更高，转型压力更大。

蒋兆理介绍，在开展第三批低碳试点评选工作的同时，气候司也在总结分析前两批试点的经验。这些试点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产业结构各不相同，其中一些在同类城市里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因此从中选出10个左右，提炼总结它们的成熟经验和做法，向同类城市推广传播，希望更多的城市能学习效仿。

近日出版的新书《中国城市低碳发展规划峰值和案例研究》中就列举了一些案例。以低碳建筑为例，建筑碳排放占中国碳排放的比例高于20%，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持续增长。因此，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日益成为中国各类城市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内容。

原上海长宁区虹桥地区大规模改造既有建筑，基于所建立的建筑能耗实时监测平台，采用多种节能低碳技术，通过国际合作引入GEF（全球环境基金）赠款和世行贷款，并使用合同能源管理融资模式。截至今年5月，当地完成改造楼宇15幢，建筑面积约83万平方米，节能量达6637.8吨，减排量17590.2吨，综合节能率达18%。

气候司回应质疑

过去六年中，对低碳试点的质疑从未停止。有观点认为，试点无标准、无资金、无奖惩、无实权，把产业、能源、建筑、交通等多个领域的工作拼在一起，就成了所谓的低碳规划。

对此，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副司长蒋兆理回应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传统工作不太一样，不应套用传统模式。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路径，如果让城市按照统一的标准去做未必是合适的方式。从42个试点每年的考核评估可以看到，试点比同类地区的控排效果更加明显。

不给试点设定特定目标，不给予财政金融的特殊倾斜，在蒋兆理看来，正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所提倡的，通过市场化、法治化的手段推进国民经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改善的具体体现。

比起中央给予财政支持，让试点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探索有效的绿色低碳发展道路更加可持续，也更为城市所接受，这恰恰是绿色理念的体现。而且，从效果上讲，国家对特定目标设定倾斜政策是对其他城市的不公平。

还有质疑称，低碳试点对人均碳排放指标没有约束，这将导致低碳试点达峰时很有可能人均碳排放量却很高，这种“高位峰值”算不上低碳。

蒋兆理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碳排放总量相对于过去的大幅度下降就是低碳，它不是一个绝对量概念。不同类型城市起点不一样，比如甘肃金昌等工业城市，有色金属冶炼是主要产业，碳强度若能大幅度下降，就可以认为它是低碳城市。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简单设立一个指标要求城市碳排放达到某一个标准，不科学不现实，也没有可操作性。

除了质疑，低碳试点还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在前述新书的发布会上，与会专家认为，体制机制不完善、数据基础薄弱、理念观念尚未完全转变等问题阻碍了低碳城市的建设。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NDCS）政策研究部副研究员杨秀称，目前气候变化方面没有立法，许多工作不能得到有效支撑和保障。碳排放总量制度、碳评制度和配额制度等都还没有建立，给低碳发展很多具体行动和措施带来一定障碍。

机制方面，低碳发展牵涉到许多部门，但中国目前的决策体系条块分割比较严重，部门之间有时难以互相协调以共同推动低碳发展。以碳市场为例，某试点地区知情人士称，每年的履约进度，都会因为财政部门卡着企业核查所需要的资金而放慢。

而且，据地方气候部门相关人士透露，相关统计部门有些怕数据之间自相矛盾而严格保密数据，有些则拍拍脑袋或者简单调查就有了数据，使得低碳规划所需数据不足，数据来源又很成问题。数据不清，更别谈设定目标了。

此外，杨秀称，很多城市的地方政府仍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提出峰值目标的绝大部分城市尚未形成实现峰值的路线图。这说明低碳发展的理念还没有转化为各行各业的行动，这是低碳转型面临的最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