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inity Group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Amir Gal-Or(高铭哲)文|站长搜索 徐安娜 近来,史玉柱(微博),马云(微博)等中国财团斥资44亿美元收购以色列游戏公司Playtika,复星全资收购以色列顶级死海矿物护肤品牌AHAVA,BAT等巨头战略投资以色列基金或技术公司,甚至有投资人成立以色列专项基金。但最早将以色列技术引入中国的是一名犹太人,他是Infinity Group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Amir Gal-Or(高铭哲)
Infinity Group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Amir Gal-Or(高铭哲)
文|站长搜索 徐安娜
近来,史玉柱(微博),马云(微博)等中国财团斥资44亿美元收购以色列游戏公司Playtika,复星全资收购以色列顶级死海矿物护肤品牌AHAVA,BAT等巨头战略投资以色列基金或技术公司,甚至有投资人成立以色列专项基金。
但最早将以色列技术引入中国的是一名犹太人,他是Infinity Group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Amir Gal-Or(高铭哲)。2004年,在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的牵头下,中国第一支中外合资创投基金Infinity-CSVC成立(编号为00001),这也是中国第一张人民币基金牌照。
那个时候,大家对私募,风投,carry这些词还相当陌生。但高哲铭敏锐地嗅到了中国尚未爆发的经济机遇,在视察了中国,印度,俄罗斯这几个新兴国家之后,他于2003年果断挑选了中国作为主战场。
他的逻辑是,中以经济互补性强。中国的优势在于市场和制造业特色,而以色列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和专利技术,若能对以色列技术进行投资孵化,然后通过价值链整合和技术消化吸收,提升中国企业研发和制造的技术优势,使其成为行业领导者,就是两全其美的事。
所以,一方面高哲铭通过自己在特拉维夫创办的玛雅孵化器(Maayan Ventures),投资并孵化早期项目;另一方面与苏州工业园共同设立技术交易基金“中以智库”,在以色列发现,评估,购买某个行业急需的高新技术,然后在国内成立合资公司或直接将这种高新技术通过有偿授权,或转让形式引入到中国企业。
拿Infinity-CSVC基金其中一个退出案例来讲,2004年,高哲铭发现以色列公司Shellcase的晶圆级半导体封装技术很适合中国的产业环境,就与合作伙伴共同投资Shellcase,并共同创立晶方半导体科技公司。2007年,Infinity-CSVC基金将晶方的全部股权售让给图像传感器公司OmniVision。
晶方科技逐渐成为全球晶圆级封装领域的领导者之一,并于2014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高哲铭认为,晶方的成功上市是技术,资本和市场结合的成功典范。
2006年,华亿创业投资基金(Infinity I-China Fund)成立,筹集了约3亿美元,获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苏州创投集团,以色列最大的投资公司IDB Group等战略注资。
因势而动
“我们不能控制风的方向,但可以控制自己船帆的方向。”这或许是高哲铭很多中国决策的真实写照。他会因每个阶段政府政策及大环境的变化,适时灵活地调整Infinity Group的战略方向。
2010年,中国政府出台4万亿投资拉动内需时,Infinity Group适时在天津,苏州,宁波等城市共设立了14只人民币基金,首期规模均为2-3亿。这些政府引导基金大部分资金来自政府,旨在投资本地项目。
近年来,随着中国实体经济严重下行,创新成为一股增长的原动力,中国资本对以色列技术公司的投资并购潮也愈演愈烈。Infinity Group借助这波浪潮,于今年年初,在北京主办了第一届中以创新投资大会。
而下个月,第二届中以创新投资大会将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举办。同时大会还携手海南航空,发起InnoNation空中峰会,创投人士将在万米高空开展主题讨论和演讲。
InnoNation也是高哲铭创办的一个栏目,旨在用更高效的方式对接中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国资本或企业快速找到以色列各领域的最新项目,涉及农业技术,生物科技,金融科技,网络安全等。
相比于一个纯粹的投资人,高哲铭更愿意将自己视为连续创业者。他说自己在过去13年间所积累的技能和经验,使他即便到一个语言不通,没有社区支持的国度,从零起步,也能打造一片天地。
他相信直觉,会听从内心的GPS,再根据外在错综复杂的大环境,不断探索出新模式,创造价值。
“这跟我之前在空军飞行的经历类似,能学会如何在混沌中管理风险,实时做决定。”高哲铭曾就职于以色列特级飞行队,具有20多年F-16战机的驾驶经验。
中以并购如何实现1+1=3 ?
中国财团收购以色列游戏公司Playtika之后,有传闻称,以色列独角兽公司IronSource也将被中国企业收购,当站长搜索将这一问题抛给高哲铭时,他回应称“很有可能”,因为犹太人的思维是,从一个好想法,到创业组建小团队,然后卖掉,重新开始。
当然,现在的趋势是,以色列公司退出规模更大,估值更高。经过十几年探索,以色列人发现,要把公司做大做强,一般得提前去美国布局。比如成立一两年的初创公司在美国设立办公室,对接美国投资人,有时候可能不是为了融资,而是通过投资人挖掘顶尖人才。这样技术可以通过市场的反馈进行迭代。
比如以色列网络安全公司CyberArk成立一年后就在麻塞诸塞州设立了办公室,2014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Mobileye技术研发沉淀到一定阶段后,在纽约设立办公室,并于2014年在美国纽交所上市。
而如果说过去十几年,与以色列技术联结最紧密的是美国市场,那么未来中国与以色列技术公司的纽带也愈发紧密。但在高哲铭看来,中国资本疯狂并购以色列公司的背后,传递着积极信号,也会有一些隐忧。
Infinity Group曾负责过的并购项目包括中国化工集团全资控股以色列农化公司安道麦(ADAMA),中国马达制造商德昌电机并购以色列一家研发公司Nanomotion等。这些项目耗时一般三至五年,若属监管范畴,
如医疗设备相关的,还得等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批及颁发执照。
高哲铭表示,很多时候,并购的优点可能不直接体现在财务层面,而是提升信心,步入更专业化的市场,同时逼迫你打开视野,融入新思维,新理念,新的HR体系,使公司文化更开放,更灵活,而这种文化思维会在处理其他业务上体现出来。
只是问题在于,很多公司将工作重心放到前期的价格谈判,收购策略研究上,对交易后的整合重视度不够,而整合不当的结果是,中以团队往往在两个体系里面,这会带来一些天然冲突。
要实现1+1=3,并购双方得充分考虑,如何跨越语言,文化,商业等层面的障碍,设立可预期的目标,并使期望值相匹配。如何从收购后技术层面的业务板块整合,走向更深层次,文化层面的管理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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