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朱丽娜 博鳌报道随着旅游、地产行业增长放缓,香港经济已站在转型的十字路口。“香港的角色已经和三十年前截然不同,我们拥有十分独特的地理位置,中央政府在‘十三五计划’中大力推动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香港应该利用这个契机,培养具有更高附加值的创新企业
特约记者 朱丽娜 博鳌报道
随着旅游、地产行业增长放缓,香港经济已站在转型的十字路口。
“香港的角色已经和三十年前截然不同,我们拥有十分独特的地理位置,中央政府在‘十三五计划’中大力推动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香港应该利用这个契机,培养具有更高附加值的创新企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3月24日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时表示。
梁振英指出,香港具备发展科技创新产业的各种元素,拥有世界一流的技术基础设施,“我们的互联网连接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城市之一。香港家庭的宽带接入率达到83%,位于亚洲前列。同时,香港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法律框架以及大批的创新人员。”
此外,梁振英强调,作为全球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香港具备“一国两制”得天独厚的优势,“香港企业可以更加容易地进入内地广阔的市场。香港应该充分发挥好‘超级联络人’的角色,在贸易、融资、物流、教育等方面搭建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沟通的桥梁。发展创新科技,香港正在路上”。
政府做得太多?太少?
事实上,本届香港特区政府投放了大量的资源推动科技创新产业,梁振英甚至坦言:“这是政府的首要任务。”
2015年是香港的创科元年,特区政府明显加大对科创产业的扶持力度。去年11月,特区政府首次成立创新及科技局;并于12月成立了香港科学院,作为香港的技术交流平台。
同时,国家科技部目前已在香港多所高校与香港共建16所“国家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并成立6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此外,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决定在香港设立全球第一个海外研究中心,麻省理工学院也宣布在香港成立首个海外创新中心。
今年1月,梁振英在最新的《财政预算案》中提出,政府将预留20亿港元,成立创科创投基金,以配对形式与私人风险投资基金共同投资。鉴于目前香港的科研力量主要集中在大学,政府将预留20亿港元予创科局,用投资收入资助院校进行研究,鼓励进行更多中游及应用研究。
“其实我有点担心我们做得太多了。市场可以比政府做得更好,市场本身可以做好调整。”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颠覆式创新之父Clayton Christensen坦言。
我来贷创办人及首席执行官龙沛智表示:“总体来说,我更加相信当然应该是市场自己去主导。如何能够让初创企业失败,然后又能够爬起来重新开始的意识,这个并不能靠政府去做。这些初创的企业家应该要去培育这样的意识或是心态,这样才能实现持续发展。”
公开资料显示,根据香港投资推广署提供的数据,2015年,香港创新创业公司的数量达到了1588家,同比增加46%。这些初创企业的在职员工数量增长了56%,创造的工作岗位增加了60%。
“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累积了大量的金融人才和风险控制的经验,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资源以及互联网科技开发风险控制的技术,如果我在内地经营网络借贷完全没有优势,但是凭借在香港形成的技术优势,转移到国内就具备了竞争优势。”龙沛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龙沛智指出,目前公司旗下We Lend是香港首家网络借贷平台,大约有3万用户,相比之下,旗下我来贷(WeLab)平台在内地市场已经获得了近330万用户,收到近100亿元的资金申请,“如果找到对的行业,香港是一个很好的练兵之地,可以训练团队,然而必须进入内地市场才能做大做强”。
2014年初,在渣打和花旗工作近15年的龙沛智创立“我来贷”,正式进军内地市场,主要针对在校大学生的借贷业务。今年1月底,“我来贷”获得了10亿元的B轮融资,投资方包括马来西亚国家主权基金马来西亚国库控股公司、荷兰国际集团ING以及广东政府旗下国有独资企业粤科金融集团等。
Nest Investment首席执行官Simon SQUIBB指出:“推动科技创新创业,必须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美国硅谷成功之处在于一些风险资本在成功退出某些项目之后,继续把积累的资金和经验传授给下一代初创企业,从而更好地推动整个初创环境。”
同时,他指出,“目前在香港有很多的孵化器和加速器。这能够推动整个生态系统的构建,如果我们追随硅谷模式,我相信香港肯定会有很多的机会。”(编辑 李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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