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扎克伯格夫妇的慈善捐赠“吹毛求疵”

文/翻来翻去注：原文来自 The Atlantic（作者 Gillian B. White）以及NewYorker.com（作者：John Cassidy）。这两篇文章都对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最新的慈善行为（捐出其99%的Facebook股份作慈善）进行了与普通赞扬不同的角度思考

文/翻来翻去

注：原文来自 The Atlantic（作者 Gillian B. White）以及NewYorker.com（作者：John Cassidy）。这两篇文章都对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最新的慈善行为（捐出其99%的Facebook股份作慈善）进行了与普通赞扬不同的角度思考。

周二，马克•扎克伯格宣布了两个重大的消息。第一条消息是女儿麦克斯出生，第二条消息是夫妇二人决定为了女儿成立一家机构(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陈-扎克伯格行动)，这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和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我们希望你成长的世界，好过我们今天的世界。”扎克伯格在 Facebook 上发布的写给女儿的公开信中写到。

不可回避，扎克伯格此举可享避税的福利

用来资助并运营这一新机构所需要的资本，来自扎克伯格的捐赠，即他名下几乎所有的 Facebook 股票，预计价值 450 亿美元――是他本人身家的一大部分。将这些股票注入一家新机构，批评者认为扎克伯格在试图将避税的做法包装成一种无私的举动。如果扎克伯格在某个时间点想要抛售他的股票，那么他不得不支付相应的资本收入税 (capital gains tax)――更别提未来财产继承的时候也要征税，而将他的股票注入一个新机构，可以让他随意转移股票，而不需要承担任何税赋。

有一点道理。但是如果有人批评说，扎克伯格这么做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好处，那就有点站不住脚了。无论如何扎克伯格都没有立刻抛售他的股票。真正的问题在于，扎克伯格的股票在被注入这家公司之后会被怎样处理――有可能被转售或者再次捐出来。夫妇二人可以选择将股票捐赠给慈善机构，也可以选择以货币的形式捐款。正是之后的这些做法，才决定了是否要征税、是否要减税以及是否要披露信息，无论扎克伯格目前是否想要逃税，都是如此。

有意见认为，因为夫妇二人的捐赠计划(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注册了一家有限责任公司而不是非盈利机构，成立这样一家公司不会让扎克伯格享受慈善捐助减免税的优待。但从节税角度来看，这并没有带来太大不同。在《快公司》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中，马库斯・巴拉姆（Marcus Baram）指出，慈善性质的有限责任公司正越来越常见。只要资金被捐给慈善目的，那么就可以获得免税的待遇。相对于通过传统慈善组织，通过有限责任公司去进行慈善投资将带来更好的灵活性。这将影响慈善组织的运作方式，但不会影响美国财政部的收入。

事实上，通过将几乎全部财富转移至慈善机构，类似扎克伯格和盖茨的亿万富翁将很大一笔财富置于了美国国税局的触角之外。作为免税实体，这些慈善组织在出售所获得股票时不承担任何纳税义务。这意味着，美国的税基将会萎缩。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见任何人统计过美国财政部所付出的代价，但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由此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是否应当采取更具综合性的征税方式。

运作方式更隐秘，可从事盈利业务

从技术上来说，作为一家有限责任公司，“陈-扎克伯格行动”可以进行营利性投资。与之对比，传统慈善组织必须是严格的非盈利机构。基于提出的使命，该公司计划将利润重新投资至新项目。这意味着扎克伯格更像是有着庞大智囊和社会道德的风险投资家，而不是传统的慈善人士。

总的来看，和更加传统的非盈利机构相比，夫妇二人的捐赠计划将会以更隐秘的方式运作。这一点也导致了一些批评的声音。“我认为透明度是这里面的一个大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如何真正了解扎克伯格以及其他设计这个有限公司架构的人是怎样去做慈善的，”某慈善行业数据和分析机构负责人这样认为，“除非他们规定要在网站上公开披露信息，比如在 Facebook 页面上，否则的话我们只能依靠自愿的信息披露行为，才能完全了解他们用这笔钱在做什么。”

对于该机构的资金运作，扎克伯格在公开信中提了大概的线索。“我们务必要参与到政策制定中，影响议题的辩论。”他这样写道。传统意义上的非盈利机构无法将资金用于政治宣传，仅能够用于有限的政策支持。但是一旦将股票注入有限责任公司，扎克伯格夫妇在影响政治问题上受到的限制就更少了，对其他所有领域也是如此。除了可以保证影响政治问题的选择，采取有限责任公司的架构还意味着扎克伯格夫妇二人的捐赠计划能够利用这笔钱从事盈利活动，其中甚至包括投资种植大麻。

愿景隐晦，主张模糊

所有这些做法上的弹性，将直接决定扎克伯格夫妇这一善举的坚强或软弱。夫妇二人提出的愿景已经被批评过于隐晦，“提高人类潜力”(advancing human potential) 和其他慈善目标相比是一个太过模糊不清的主张，比如“根除疟疾”之类。但是对于依靠创业资本快速积累财富的新一批亿万富豪来说，决定如何以及在哪里支出财富的能力才是关键。对于其中一些人来说，这种能力意味着绕过法律规定――其中就包括纳税――并可能会导致他们的基金去做一些他们并不认同的事情。

扎克伯格夫妇二人的捐赠计划能够在没有传统意义上监管的条件下去做想要做的事情，这一点是私人财富用于公益的中心问题。“很长时间以来的观点是，如果捐赠者享受了税收减免，那么就应该做出一些回报。所以一旦做出了捐赠的决定，那么现在就是在公益的范围内讨论。”基金会委员会 (Council on Foundations) 法律事务副总裁苏桑尼 (Suzanne Friday) 表示，“如果捐赠者没有享受到这个权益，那么公开披露对他们是否公平呢？”如果在一家传统意义上的非盈利组织之外进行活动，扎克伯格夫妇同样有办法随意调整该机构的捐赠规模、慈善战略以及目标愿景，而不需要向任何一家机构或方案给出一个更长期甚至是永久的承诺。

扎克伯格夫妇的捐赠计划目前还没有做任何事，所以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去评判扎克伯格的 (除了扎克伯格以往慈善行为的问题)。扎克伯格夫妇的捐赠可能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一个善举，也可能是一次失败之举。注册一家有限责任公司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任何结果；这家公司聘请谁，最先要做什么事，部署怎样的战略，这些才是关键。

慈善资本主义崛起，民主被威胁？

去年，创立于2000年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捐出了近4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对各种疾病的研究，包括艾滋病、疟疾、小儿麻痹症和肺结核等。在贫穷国家，这些疾病导致了数百万人的丧生。现在及今后，扎克伯格和普里西拉・陈的慈善捐赠规模也（会）大到不能忽视。

引起外界关注的并不仅仅是捐款的数额之高，而是大规模慈善活动正在重塑当代的资本主义。尽管资本主义制度仍存在不平等和不公平的现象，但这样慈善举措正在成为有力的辩护依据。扎克伯格、盖茨和巴菲特都建立了成功的公司，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财富，但他们也向华尔街的对冲基金经理、俄罗斯的寡头、欧洲的工业家，以及阿拉伯的石油大亨们等富豪群体发出了明确信号：“你得到的越多，受到的期望就越大。”

在2007年哈佛大学的演讲中，盖茨表示，他去世的母亲曾对他说过这样的话。2010年，盖茨和巴菲特向“超级富豪俱乐部”提出倡议，希望他们能捐出财富的至少一半。自那时以来，已有超过100名亿万富翁签订了“捐款承诺”。其中一些超级捐款者，例如巴菲特，甚至愿意让他人来管理自己的捐款。（2006年，他决定将大部分财富捐给盖茨基金会。）不过，更多的亿万富翁成立了自己的慈善机构，以追寻个人的理想。这种现象被称作“慈善资本主义”。

凭借慈善项目，扎克伯格和盖茨等人将获得更大的话语权，以决定政策走向，而这是普通人不可能做到的。（正如Vox的马修・伊格莱西亚斯（Matthew Yglesias）所指出，“陈-扎克伯格行动”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大便利在于可以投放政治广告。）考虑到慈善基金会处于他们个人的掌控之下，因此亿万富翁向慈善基金会的捐款越多，他们积累的影响力就越大。相对而言，普通人的影响力将被削弱。

更具体地说，在捐出450亿美元之后，扎克伯格可以决定，社会向哪些项目进行投入，同时忽略另外哪些项目。因此，我们需要问问，扎克伯格此前的慈善捐款是否真的收到了成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扎克伯格的选择将会影响到数百万其他人获得的可能性，而无论他们是否愿意。

扎克伯格在信中谈到了减少贫困、促进社会公平，以及确保所有人都有机会发挥自身的潜力。然而，他是从精英阶层的角度去解读这样的问题。他认为，贫困和公平性的缺失是由于教育体系的失败，以及技术尚不足够发达，无法给予人们适当的机会。

这一观念与其他超级精英非常相像。与普通公众相比，超级精英们更倾向于削减社会安全基金、食品补贴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同时更赞成对教育的支出。而他们对教育的支持则更倾向于绩效奖励、特许学校和职业训练，而不是普遍的免费大学教育。与公众不同，他们反对政府提供生活标准保障，并在必要时扮演雇主的角色。

精英教育有着自身的适用领域，但精英阶层的观念无法确保所有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由于“陈-扎克伯格行动”并非非盈利机构，因此该公司可以游说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下，该公司不仅会自行推进相关工作，也会尝试说服他人接受其观点。

这导致一个更广泛的问题，慈善家和政治家之间的界线正日趋模糊。随着“慈善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这样的界线将越来越难以分清。

从各个方面来说，扎克伯格和普里西拉・陈的慈善捐款决定都值得赞赏，而推动这一趋势的比尔・盖茨更足以被称道。但从更高的层面来看，对这类捐款行为的“吹毛求疵”非常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