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互联网金融瞄准农村 中国“穷人银行”生机

4月19日晚上7点，徐州新沂市窑湾镇陆口村下了一天的雨，没有公共路灯的村庄逐渐被一片黑幕覆盖，在雨声中入夜。在这座行政村中央的位置伫立着一栋与众不同的绿墙白顶的小木屋却灯火通明，这就是孟加拉小额信贷银行格莱珉银行的中国中心（下称“格莱珉中国”）的所在地

4月19日晚上7点，徐州新沂市窑湾镇陆口村下了一天的雨，没有公共路灯的村庄逐渐被一片黑幕覆盖，在雨声中入夜。在这座行政村中央的位置伫立着一栋与众不同的绿墙白顶的小木屋却灯火通明，这就是孟加拉小额信贷银行格莱珉银行的中国中心（下称“格莱珉中国”）的所在地。小木屋门前高高飘扬的中国和孟加拉国旗，在周围的瓦房和土坯房的背景下尤为格格不入，在这座村庄，有的举家外出的村户门前已开满油菜花。

那天夜里，小木屋里坐着来自北京、上海的记者、学者、互联网金融企业家，格莱珉中国创始人高战不知疲倦地为每一拨来访者重复着同样的解释，而他背后真实的焦虑是，“下个月的人员工资很紧张”。

本村人高战在村里做小额贷款已有十年，自从这两年来复制了格莱珉模式后，基本上都在不断的筹资、碰壁、路演中度过。偶然回一次村里，都有无数好奇的金融人士尾随而来，却鲜有真正给他融资的。

京东加码

当天，上海一家新创建的互联网金融公司融安在线慕名来到村里。对于CEO俞骏杰来说，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商机。他告诉高战，传统金融业的逻辑不可能给予其支持，而互联网金融是一个造血机器。

去年12月17日，对陆口的这个“星星之火”般的小微金融试验是里程碑式的一天。格莱珉银行创始人尤努斯与京东集团CEO刘强东达成合作备忘录，“农村互联网金融”的提法进入公众视线，刘强东当天表示，“中国农村金融问题解决了，中国农村问题就解决了一半。”

自此，双方在线上的银行金融服务、供应链、众筹、大数据风控等，将会与线下的格莱珉小微金融模式结合，打造一种普惠微金融工具，让京东渠道下沉战略和小微金融模式在农村扩展。

备忘录计划在2020年为格莱珉中国筹集500万美元有偿信贷基金。刘强东还表示先自掏100万美元注资，这个承诺对高战弥足珍贵，这是两年来的第一笔钱，“一直在筹资，可以说这个任务到现在还没完成。”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虽然目前，具体的合作方案并没有成型，“比如农村超市需要生产资料，京东就是提供方。京东以家电的形式提供消费贷款，格莱珉既是贷款方，又负责回收。”高战这样勾勒前景。

以社会企业的方式运作的格莱珉银行，在中国的复制遇到很大的水土不服。30年前，孟加拉经济学家尤努斯创建格莱珉。这位在社会发展学上颇负盛名的教授素有“穷人的银行家”之称，他在当地农村专注“传统金融的不可触及者”，将小额贷款发放给妇女，并将妇女分成五人一小组、以每周例会的形式促进其社会网络，并达到致富还款的目的。

如今，格莱珉银行已成为孟加拉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共有850万个贷款客户，其中97%的受益者为妇女；贷款余额为15亿美元，贷款回收率则超过了99%。

小组会议代替抵押担保

在陆口村，村民并不知格莱珉中国的地址，只知道“妇女贷款”在哪儿。该项目严格遵循只贷款给妇女，这是学社会学出身的高战跟尤努斯在情结上的共性。

格莱珉虽是商业银行，但它与客户间并不纯粹是借贷关系。旨在消除贫困，对尤努斯来讲这更是一套社会组织的打法，在内部，每个借贷者会参加一个五人小组，每8个小组组成一个中心，每周与银行人员开会接洽。最高可一次性借款2万，每周还钱、计息，还要存款。

在陆口村，借款利息按照一年10%计算，每周还款外再存入当周偿还本金的5%，存款利息定在6%。比如一位妇女借款1万，每周便偿还本金200元，付利息20元，存入10元。一年下来，支付利息1000元，但留下500元存款和30元利息。

“五人小组代替了一系列的银行征信，资信调查，基本上保证他们形成每周还款习惯。”格莱珉中国的信贷员顾绍辉对记者说。

格莱珉不同于传统金融的核心在于有一套针对妇女互助的经验性理论，它只借款给妇女创办自助性家庭经营，比如养鸡场、杂货店。除此，婚嫁、造房这些传统的用钱之处并不支持。

类似于新农村建设中扮演的公共治理职能，高战想建立的更是一个互助基金会，“只有增加借款人的社会资本，才能使他不断用你的钱流通。”

他更信奉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拟剧论”，要通过小组开会给松散的农村妇女提供舞台，增强“前台”意识，约束自我信用。

在农村，一个社会学出身的知识分子办金融，表现出太多理想、公共情怀、社会理论及NGO意识，让一切变得不易理解。

格莱珉中国没有注册公司，也没有公章，一旦被欠款连官司都打不成。但两年来，违约率是零。

高战每次从外面筹资，回到村里，都要把顾绍辉等6名信贷员聚拢，传授其背后的社会学意义。最近，他每次都要强调鼓励客户建卫生厕所，“家里的厕所卫生了，也是促进妇女间社会交往的舞台。”

事实上是，顾绍辉等人并不能理解。2012年创办五人小组之初，他周游了窑湾十几个村宣传妇女贷款，但真正有自营需求的妇女很少，反而是很多农村放高利贷者感兴趣。

“半吊子复制”

“只要基础模型和内部控制成型了，这个模式扩张起来是很快的。”高战说。两年以来，这个项目到目前发展到6组妇女，即30位客户，信贷余额60万。对于团队来说，慢是因为一切都还是“半吊子的复制”。

高战坦言，在人员配置、培训等基础设施上的滞后，让他无法放开手脚做。一个成熟的项目将投入三位孟加拉专员，但是尤努斯知道高战的财务状况后只派了一名专家来陆口村。

尤努斯的学生、现任陆口支行经理的萨克尔告诉记者，格莱珉在国外已有一套标准化输出，在孟加拉，哪怕是银行新员工不明白五人小组的意义，都会按部就班照做。“但是在中国就很难对员工灌输五人小组，中国人也难以形成小组。”

十年前，高战硕士毕业，那时他已经有了一家教育培训公司，在北京买了一套150平方米的三环内的房子。他的小额信贷之路开始于镇上的一个门面房，请了两位乡村老师分别做财务和出纳，这是他所有的人员配置。2003年，他得到第一桶金7000元，是来自于茅于轼。

1993年，茅于轼自掏500元在山西临龙水头村试验无抵押小额贷款，成为中国最早的小额信贷基金之一。在民间公益小额信贷异常活跃的上世纪90年代，高峰时一度达到300多家。

2010年，当高战的客户积累到500人，信贷余额到350万元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垒大户”的情况异常严重，放二道高利贷者居多，这为自己敲响了警钟。巧合的是，当他接触到尤努斯的著作《穷人的银行家》时，突然茅塞顿开，认定妇女贷款、五人小组便是出路。

从小额信贷到格莱珉模式是一个彻底的改弦易辙。高战认为，自己早期受到茅老自由主义经济的影响，现在又习得尤努斯的技术路径，是可以将两者打通的。“细节不同在于，城里人会主动找到银行，底层人有种自我排斥，当你想给他资金，他不相信。”高战说。

所以，同样信奉自由经济的茅于轼和尤努斯，对自由经济的假设就会有些不对应。高战说，直至今天，农村小额信贷的一个不变的规律是钱流向大户，和看上去还钱能力强的人。

尤努斯自2006年获诺贝尔和平奖以来，频繁受到来自中国的高规格的欢迎。但高战发现，每次高端会面之后就没了下文，没有人再找尤努斯谈落地。

尤努斯有众多中国门徒，其中包括被誉为“中国小额信贷之父”的杜晓山，和宜信集团CEO唐宁。但是，前者在河北创办的扶贫经济合作社挂靠在当地政府扶贫办下，埋下腐败的隐患；而后者并没有遵循“五人小组”的核心。

直至2012年8月，高战成为格莱珉正式授权的第一个中国人，让尤努斯改观的是，高战是第一个将“五人小组”吃透的中国人。

P2P将是造血机器？

如今，格莱珉中国也并没有拿到银行执照，它显眼地驻扎在村里，与当地政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由于不能吸储，它的循环造血机器就必须是源源不断的捐赠或投资。

“传统银行不可能为一个五人小组每人放贷2万，它也不会跑到农村来。格莱珉的风控模型不再是量化的，可能在孟加拉，这个做法有它阶段性的优势，是还没有达到现代化方法的‘托辞’。对于没有基础数据的农民，如何把它变得可行，五人管理就有可取之处。”上海融安在线CEO俞骏杰认为。

他告诉记者，在全国征信体系没有建立的背景下，如果没有地面配套来维系，只是点对点贷款，风险非常高。

“目前，主动要求借款的‘老油子’比例很高，有的背后还有蛇头。”他说，所以找到像高战这样的“地面组织”就是互联网金融的必由之路。

格莱珉与各国的合作方式是BOT(建设经营转让），在授权一个项目后，格莱珉并不入股，也不帮助筹资，只要求在董事中占51%虚拟席位，并由尤努斯委任。高战认为，这一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尤努斯的站台背后是无尽的品牌资源。但是，中国的传统金融业者，似乎并不对这位社会企业家抱有实质性的落地合作愿景。

为了初期运营资金，他在去年将北京的房子卖了600万。这半年来，用他的话说是“被逼着用银行家的思维想问题”。去年，他见到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对方问他格莱珉的好处，他立即将“五人小组”的概念摆出来。

马蔚华当即打断他说，“为什么只能是妇女？中国妇女地位已经很高，我看男性也可以借。”

一切在去年12月尤努斯和刘强东签署合作备忘录后有了转折。之后，高战在各个场合所遇到的互联网金融人士都艳羡地向他表示，尤努斯是互联网金融的鼻祖，因为他们在两者中找到草根金融的互通性。

京东全球购总监邱煌对记者回忆起当时的合作动因。邱在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读MBA时便认识尤努斯，之后又来到京东做管理培训生，他向刘强东促成了这项合作。

“格莱珉创办了30年一直没有互联网，但从理论上来说是成功的，刘总（刘强东）看到了online和offline的契合性，所以想做一个试验。”他告诉记者。

但是，邱煌的老师、MIT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循环造血功能持怀疑态度。他告诉记者，银行从贷款不能盈利，就必须从存款盈利，但格莱珉中国不是银行。其次，P2P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个平台，而不是公司决策，它对资金分配是没有发言权的。

黄亚生给记者举例，互联网金融里，“两者都是小型借款的农民，你非常有效率，但他一旦出现了问题，你也可能借不到了，所以它会增加群体行为的可能性。”

他认为，互联网可能会增加金融的脆弱性。因为互联网的透明性，会让投资者更快地得到信息，并快速反应。

黄曾经自费8万美元调研格莱珉，并发表《格莱珉中国商业可行性报告》。高战在黄亚生的牵头下与中国邮储银行、私募基金大佬等会面。高战一味强调妇女五人小组，令黄亚生失望，“说我应该重点强调还款率高、可盈利。”

目前，互联网金融抛给高战的是另一个难题，即做到每一款贷款产品的透明性，包含了将农村妇女的个人信息和经营资料上网营销。“但尤努斯是反对这样做的，这是贫困者的尊严和隐私。”

即使这样犹豫，高战至少知道，不能再向传统金融业求助，那是绝路。回村四天后，高战又踏上筹资之路。

(王丹阳)